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尤金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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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冷兵器研究所的上一篇《不光是香港导演最爱，仅有数百年历史的飞碟盔，为何成世界盔甲界流量担当？》文章中，我们讨论了飞碟盔的优点和风靡全球的原因，这次我们将会将视角拉回东北亚，讲述中国古代飞碟盔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飞碟盔的起源应该归于隋唐时期出现的四瓣盔，它在之后几百年的发展中逐渐变为了铁笠，并在之后演化为了我们后来所说的中式碟型盔，但四瓣盔的演化并不是一条如同分类表一样的直线，其发展曲线的产物也远不只是中式碟型盔一种。

无独有偶，这种似乎是笠上加盔的佩戴方式在两宋的雕塑、敦煌壁画和画像砖上也并不少见，因此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宋军会在范阳笠外侧或内侧佩戴头盔，只不过这样的假设暂时还是缺乏证据。不过，根据后来考古发现推断，宋军在同时代，倒还真可能有与这种金国头盔佩戴方式接近的头盔。

不过很快甲胄考古研究者们便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款头盔本就不是直接套在头顶的，而是通过大钉固定在其它的头盔和帽子外侧的，其设计目标是在对方武器接触头盔前，由铜盔顶部的穹顶结构和帽檐提前承接利刃和钝器所带来的动能。在陈大威先生编著的《图说中国历代甲胄》一书中，就对这种铜盔与下方头盔的结合式结构做了明确的记载。从技术角度看，这样的多层复合头盔很可能达到同时代头盔中最好的防护水平，但历史的进程并不以少量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为转移，拥有着冠绝世界的财富与最为顶尖的军事技术的南宋，终究还是在它们眼中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的进攻下败下阵来。一个强盛一时的中原王朝，最终竟然在一场自己处于数量和质量双优势的对草原文明海战中灭亡。

尽管和金国一样使用了数百年的瓦楞帽，但在入主中原后的短短十几年里，蒙古人就将自己的官帽换成了比范阳笠更类似于后世凉盔的圆形毡笠，这些笠帽比宋人的范阳笠更为精巧，为了体现官位和身份的差异，很快，蒙古人就开始学着过去中原人的样子，通过在帽子上装饰金银、花纹和宝石的方式进行身份区别。与其他的游牧民族纠结无比的亦步亦趋进入农耕化不同，蒙古人在对待外来新鲜事物时一直放得很开，对于任何文明的造物融入本民族的朝堂他们都很欢迎。

而在头盔方面，蒙古人的头盔也同样融入了中原的风格，他们的铁笠采用了与宋金盔接近的飞碟盔形制，甚至还融合了更多的中东和西亚地区头盔的风格。在蒙古帝国的大征服的鼎盛时期，其铁笠的顶部采用了更接近于波斯土尔班盔（turban）的设计，且内部不再佩戴瓦楞帽，他们采取顶部加高制造空腔的方式防止锐器和钝器直接接触士兵的头骨，在头盔顶部增设缨孔用于区分敌我，外部而外壁则通过加装加强肋和钢钉的方式提高整体强度。从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正蓝旗附近区域出土的元代铁笠采用的基本就是这种形制。

事实上蒙元制式的飞碟盔也分为整体式和分体式两种，早期的分体式飞碟的的结构其实多少有点返祖的意思，蒙元的盔甲工匠们将12瓣、6瓣或者4瓣弧形甲片固定在结构粱结构护圈上，而后采用铆钉固定甲片和盔檐，年代越往后甲片越少而铆钉越多越长，这样的设计可能是希望铆钉和加强粱提前接触对方武器并进行泄力，这些铁盔也被叫做“十二花”、“六弧”或“四叶”盔。而到了元朝中期，一种是头盔分左右两个防御半球中间固定在加强粱上，下部固定盔檐形制且采用内部暗榫结构和金属熔液拼接的铁笠也开始出现，这种头盔的厚度较厚，甲片的弧度也更大，应该与冶金工艺的演进有关。上部结构非常接近接近在元晚期出现，并在明清登峰造极的锥形“钵胄”（也就是民间所称的“钢笔头”或“避雷针”头盔）盔。而元军的混铸笠盔则要相对简单一些，仅仅是一个中亚式影像的高顶尖盔，搭配一个宽度适中的但因为合模和打造问题导致厚度较薄的护檐。

随着国土越来越接近赤道，蒙元帝国不得不比面对比以往为频繁的潮湿和降水天气，他们的铁笠下方的盔檐变得越来越宽，向下的倾角也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后世飞碟盔的盔形。这样的变化并不局限于元的版图范围内，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似乎也都出现过皮铁混合（应该就是皮革圆笠上方覆盖了铁盔盖和部分札甲片）的碟型和类碟型盔。

这样的风格变化随着蒙古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变得难以捉摸，而随着蒙古帝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治逐步土崩瓦解，他们的武装与武装设计思想也在影响着继承了他们物质资产的新统治者们，蒙元式样的碟型盔也因此得以在亚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开枝散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早在蒙古入侵前就已经使用碟型盔的中国。尽管作为取代了元朝的新汉人政权和中原王朝的明，自始至终都在宣称自己继承了宋的统治及统治合法性。但就后世的总结而言，明的统治、军事结构和统治方式，相比于宋其实都要更接近于元。所以也有“明袭蒙制”的说法。

在大明王朝建立的初期，明帝国曾经下了很大的力气大规模复原和制造南宋制式的军服、武器与铠甲，其热情要远胜于现在最狂热的甲胄复原爱好者和复原专家（笑）。但时代已经变化，大明所面临的作战环境是非常广阔的疆域，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便于大量装备、维修和补充的，对于人员和马匹行动能力影响较小的盔甲和武备，这和偏安一隅，只需要看好长江防线，机动部队数量并不多的南方小朝廷的南宋完全不同。而在火器已经开始普及的新世纪，继续使用宋军式样的多层重型札甲也同样缺乏意义。而这最终直接导致了明军对于宋军装备的复原比较流于形式，只有少量将领和特殊部队才配置了旧宋军式样的武器和铠甲，可能唯一复原大成功的，就是宋式的范阳笠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明军继续使用缴获和旧工厂制造的蒙元式铠甲，直到中原地区完成休养生息，适应新环境的新铠甲和新武器才开始了一轮新换装。

与蒙元一样，明军的碟型盔也分混铸和分件式两种，且二者也均有大量留存和出土，从工艺和华丽程度上看，明军的分件式大帽盔显然更加亮眼，国内目前保存最好的分件碟盔为万历定陵宝盔，这顶盔的风格比较接近蒙古锡林格勒盟出台的蒙元的分体盔，但采用较以往更为厚实的六面弧形甲片和底部盔檐，这些甲片经过水磨处理和模具成型，强度更高，甲片间的加强固定筋要比元代更突出，并对外侧和盔边都进行了镶金装饰。在六片盔面上各镶嵌了一个黄金六甲神，而在头盔顶部更是镶嵌了一尊真武大帝金像。无论是在装饰豪华程度还是在防御力都要远超之前的各种飞碟盔。尽管这顶头盔是万历皇帝的私人护具，却也可以体现出在明鼎盛时期大帽碟盔的盛景，受明王朝的影响，许多明的朝贡国也同样为自己的国王打造了华丽的碟盔，这种威风堂堂的头盔也因此在亚洲长期存在。不过，经过万历三大征和之后的几次战役，碟型盔的防御局限性也日趋暴露，在明朝中晚期，工艺改良的钵盔开始逐步取代将领和高级单位头顶碟盔的位置，飞碟盔的覆盖面和地位也就进一步下降了。

相较于万历大宝盔，明军的混铸式头盔在工艺上就没什么可以说的了，它们的形制和元朝相同，工艺也基本一致，仅仅是表面处理和油漆有所区别。其中比较典型代表是“朱漆勇字直檐铁盔”，这种头盔因为工艺简单且易于存储，被制造量非常巨大，一直到南明南京保卫战前统计武库库存时，南京武库内都还存有近万顶朱漆勇字盔。而和蒙元一样，明军也往往采用锁子甲作为面部防御补充，到了明中期，边军盔面下的锁子甲变为布面甲和棉甲，一些士兵也为了舒适，在大盔下方佩戴方巾与笠帽。

但明式混铸大盔最大价值，并不在先进的工艺和精巧的造型，而在于其易制造和耐储存的特性，和其对于旧的明政权独特的象征意义。当铮铮铁蹄踏遍万里河山的时候，虎踞台湾的郑成功和郑经依然可以通过远比中原简易的冶金设备成批量的制造直檐铁盔（当然，漆就不要指望了，明郑的不多的油漆基本都用在造船上了）并武装自己的军队。一直到嘉庆年间，在中原大地上不断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起义运动中，也依旧能够见到起义军们私藏和自造的长檐大帽盔。尽管这些头盔质量参差不齐，却依旧为起义者们提供了最基本的防护，甚至发动起义的勇气。从清早期至中期，飞碟盔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一种反抗统治阶级的象征。以至于清朝政府曾一度禁止民间制造造型与之类似的笠子和护盔，以阻止这样的形象被模仿和传播。

就最后的结果而言，人们倒确实把飞碟盔的形象淡忘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清的文化政策有多么的成功，而是单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人们对反抗者的头饰印象由飞碟盔变为了长毛。但清政府的官员们和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天王门都所不会知道的是，在不到一百年后，飞碟盔会再次遍布中原大地，而满清对于中原的统治，却早在那一天到来前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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